北京新能源汽车的推广，陷入投鼠忌器的两难，这是人们观察广州和上海的政策制定时少有想到的。实际上特大型城市如何摆平新能源汽车与控量治堵之间矛盾的重要意义，已经远非一个“市政问题”的狭隘范畴可以涵盖。

    现在的百姓，买车、养车实际上都不再是最为困扰的难题——有钱花钱，没钱攒钱。毕竟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算问题。真正最让人头疼无奈的事情，除了已经习以为常的拥堵，还新增了到哪儿去找一方可以放车的地皮。中国汽车市场十年来天天过年似的的红火，与城市规划、交通管理的缓慢滞后“相映成趣”。个中原因不一而足，但很大一部分显然在于前者贡献的是GDP，装点的是城市文明发达的门脸，而后者则全是伤脑费劲的苦活。孰轻孰重，政府自有分解。这就难怪一些秉持着这种剃头挑子热一头态度、习惯了“一切靠发展”的相关部门，除了限行、重罚、贵费之类治标不治本的手段，想不出其他有效的法子，来对付这个连“发展”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以至于当尾号限行都开始起不了什么明显作用，任何时段都很像高峰时间，住在京城最偏远郊区的车主晚回家一会儿都不得不将车子扔在野外路边时，只好开始拿新能源汽车说事了！

    的确，新能源汽车也是车，没有消灭自身体积、不占车位的神通，排成一溜也会堵塞车道。只是如果把它放在国家保证能源安全、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以及汽车工业乃至人类地面交通方式未来形态的位置上看时，拥堵只能是挡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所谓的问题只有如何搬、何时搬而没有要不要搬开的争论。况且就目前全国尚不足两万辆的规模来说，害怕新能源汽车堵死了大城市的动脉，未免有点高看了这些用电的新生儿。

    一句话，治堵治停，与治什么车型毫无关系。既然想保证汽车产业带来的财源不断，就应当拿出同样的决心，来切实做好既有政策之外那些敷衍已久的问题——少建一些楼盘多盖一些立体车库、推动汽车租赁行业更加简捷规范、多鼓励企业生产微小车型、一定有效规模的精简公车数量等等，而不是一把拽过初来乍到的新能源汽车来抵挡质疑的子弹。